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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尼尔所说的最终解决方案无非是暗杀。D和OD兄弟会都经常用这种方式铲除碍事的敌人，有时甚至不介意把对方的亲朋好友一并斩尽杀绝。面对舒勒的质疑，麦克尼尔解释说，杀死一两个战争狂人也许不能改变总的趋势，但总会把爆发战争的风险削弱一些。只要各方的不稳定因素都被削弱到了阈值以下，也许他们就有希望避免下一场世界大战爆发——无论是由德国人还是由俄国人挑起。
经不住麦克尼尔软磨硬泡的舒勒只好把自己先前搜集到的情报交给了对方。得知SDAP仍在德国活跃的麦克尼尔当机立断要前往慕尼黑、趁着这个组织在啤酒馆举行聚会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出于对结果的好奇，舒勒同意了麦克尼尔的计划，但他没有为麦克尼尔提供更多支援的意图。于是，麦克尼尔索性把舒勒的住处当成了手工工厂，他用自己在为共和军效力期间学到的本事制作用以夺取那些战争狂人性命的凶器。敌人可以千百次地逃过一劫，而麦克尼尔只要成功一次就够了。
“慕尼黑真是个好地方啊。上一次我们到慕尼黑，还是来听歌剧的。”麦克尼尔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了他们在上一个平行世界的冒险经历，“这里有很多街道的格局没有发生改变……到时候如果出现了意外，我们也可以更快地逃脱。”
舒勒把公文包放回卧室里，返回客厅指导麦克尼尔组装炸药。早知如此，他就不该对麦克尼尔的计划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而应该起先就明确地表示拒绝。结果，担心麦克尼尔闯下大祸的舒勒不得不在事实上协助麦克尼尔规划每一个环节，这些额外的事务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思路。他来慕尼黑是为了思考另一个问题的，又不是专程要帮麦克尼尔实施一个看上去不怎么靠谱的刺杀计划。
“麦克尼尔，也许你选错目标了。”舒勒心想该在执行计划之前找个测试炸药的机会，他可以用更公开、更正式也更隐蔽的方式完成这一步，“SDAP目前在德国只是个没什么重要影响力的普通组织，他们缺乏干预德国发展方向的能力。如果你认为我们真的有必要把他们斩尽杀绝，你还不如考虑去暗杀几个德军高级将领，他们可是从十年前就一直喊着要让波兰从世界地图上重新消失。”
“你所说的这些事，我之前考虑过了。”麦克尼尔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他在安装雷管之前确实要更谨慎一些，“那些人同样很危险，但他们的危险仍被限制在传统意义上。舒勒，意大利的PF在我们的世界中是可以和自由世界携手对抗俄国人的可靠组织，可到了被SDAP影响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意大利变成和德国共同发起世界大战的轴心国之一。SDAP的危险不亚于OD兄弟会，它对某些东西的污染是永久性的。有他们在，那些离红线只差一步但还有救的家伙就会迈出无可救药的最后一步。伙计，来杯咖啡吧。”
光头的瑞士学者给麦克尼尔泡了一杯咖啡，这些咖啡都是他从巴西带回的礼物——整合运动用这种特殊的廉价礼品来感谢舒勒和其他德国人在巴西工作期间对他们的帮助。看样子咖啡价格在未来几年之内都没法回到原有水平了，只有上帝才知道全世界各地那些原先靠着咖啡生意发家致富的家伙要怎么应付新局面。
麦克尼尔喜欢这些咖啡，这是他目前能铭记在巴西的经历的唯一方式。他没有办法消灭整合运动，也没有能力把其他身陷囹圄的战友们拯救出来，而诅咒整合运动也并不能让那些宛如受到上帝眷顾的家伙从权力的巅峰跌落。他时常回想起自己和圣保罗起义军还有共和军的战士们勇敢无畏地迎战强敌的日子，那时他们可以放下彼此之间的分歧、共同对付全巴西公民的大敌。
诚然，曼努埃尔·利马的要求是无比正当的：巴西人有权得到更多的选择。世上没有不付出代价就能轻易得到的果实，即便是在全世界眼中光鲜亮丽的欧洲也有着凄惨的过去。如果仅把整合运动所做的一切视为巴西人行走在这条道路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麦克尼尔也许会更加平静地接受结果。
可他不能。自古以来用着正大光明的旗号做着龌龊事的野心家太多了，也许曼努埃尔·利马只是其中之一。有时候这些野心家会慷慨地引领自己的同胞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但那不会是他们的初衷，更像是厌倦地施舍给公民的残羹剩饭。
他停止了思考。就算他给自己找出再多的借口，他也已经失败了。与其幻想着自己能在过去的某个时刻逆转乾坤，还不如多花些心思考虑该怎样防患于未然。
麦克尼尔的想法很简单，他有些庆幸自己能赶在啤酒节实施行动。最近全德国乃至全欧洲各地都有许多游客前来慕尼黑旅游，这些人员的涌入加大了慕尼黑当地警察维持治安的难度，也给了他一个浑水摸鱼的机会。按照他的设想，他会把定时炸弹放在酒馆里的隐蔽角落，并在SDAP的干部们前来聚会之前找个机会离开。在此期间，一些意外可能会让他的行动失败，比如炸弹失灵或是闲杂人等有意无意地发现了炸弹并将其挪走……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他当然不会自己抱着炸弹和敌人同归于尽，那太愚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