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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仙芝、黄巢从山东转寇河南,祸水西迁,直接威胁到了东都洛阳。长安震怖,急忙调兵遣将,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保卫洛阳及长安。
而王仙芝和黄巢则在一次又一次地侥幸逃亡中,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并且将在未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仙芝攻打郑州,未能得手。于是群盗化整为零,蚁聚河南,烧杀劫掠,以至于“生人几尽”。
王黄之祸,甚于蝗虫。蝗虫过处,庄稼颗粒无收;王黄草贼过处,活人全无。这也是我始终不愿将其称为“起义军”的原因,真不明白他们的“义”到底体现在哪儿。不过很多人习惯把一切与朝廷作对的暴动称之为“农民起义”,故而也将这次民变称为“王仙芝、黄巢起义”。
对历史,我们应当保持敬畏之心。实事求是,就是对历史的最大敬畏。盲目从众,人云亦云,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所以,我坚持把唐末的这次暴动称为“民变”,客观公正,就像把桂州的那次兵变称为“庞勋之乱”或“庞勋兵变”而非“庞勋起义”。前文和后文中为了记叙方便或者手滑,可能也会称之为“起义军”,但这绝不代表我对他们的肯定。
各路官军严阵以待,严防死守,但收效甚微。
一来是贼军飘忽不定,四散劫掠,见到朝廷军队就一哄而散,不与官军打团;二来是即便官军捕捉到王仙芝主力,王仙芝也会“破财消灾”,把劫掠来的战利品丢弃在道路两旁,朝廷军队便会争相抢夺财物,贼军趁机溜走。
不得不说,王仙芝、黄巢成长迅速,把唐末各藩镇兵的弱点拿捏得很到位。诈降缓兵、破财消灾……这些小伎俩更是玩儿得炉火纯青。
王仙芝、黄巢在河南、安徽、湖北一带流窜,以打砸抢烧为主要战略目标,干一票就走,就像之前和之后的所有农民起义一样,带有浓重的游击战色彩。
在古往今来的农民起义中,王仙芝黄巢的运气显然是最好的。因为在他们搂草打兔子的时候,着实打到了两只肥兔子——汝州刺史王镣、蕲州刺史裴偓。
在与朝廷的武装斗争中,“执刺史”、“杀刺史”只能算作是小插曲,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两只兔子肥就肥在人际关系上:汝州刺史王镣,是当朝宰相王铎的堂弟;蕲州刺史裴偓则是王铎的学生,裴偓进士及第那年的主考官是王铎,师生关系甚铁。
活捉他俩,尤其是王镣,就等于握住了宰相王铎的命根子。
如果这两位能够顾全大局,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视死如归,痛斥王黄逆贼无礼,然后英勇就义的话,历史也许就会发生重大的改写:宰相王铎身负国仇家恨,坚定地成为“主战派”,朝廷上下同心,王仙芝黄巢被很快镇压……
只可惜,王镣和裴偓都是软骨头。
他俩被擒之后,第一反应都是向草贼摇尾乞怜。特别是裴偓,主动帮王仙芝起草招安求官的奏章。
宰相王铎也因私废公,在朝中极力鼓吹和平招安政策。
在当时,多数朝臣还是主战派的,认为王黄之辈不过是区区草贼,一群河南、山东饥民而已,其实力万不可跟庞勋相比,庞勋主力是徐州武宁军、银刀军等正规军,且与徐州一带驻军盘根错节,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和社会基础。
先帝拒绝赦免庞勋,一年的时间就把庞勋叛军铲除。庞勋都能剿灭,王黄之辈亦有何不可?今日若赦免王仙芝黄巢的谋反大罪,还给他官职,不就等于鼓励百姓造反吗?
然而在这种全员主战的氛围中,朝廷却最终采取了招安妥协的态度。
这是因为王铎集团里应外合。朝内有王铎积极运作,朝外有王镣、裴偓配合造势。
不要小瞧王铎同志蕴含的政治能量。
王铎同志出身官宦世家,父亲王炎、祖父王恕、曾祖王升、高祖王琎、天祖王满,全是做官为宦的,官职当然是有大有小的。
他的伯父王播,做过宰相;叔叔王起,做过宰相;堂兄王龟,同州刺史;而另一个堂兄,就是我们熟知的王式,镇抚安南、平定裘甫、屠灭银刀军的那位仁兄。
别急,有人也许会对王铎家族世系有所异议,下面就来答疑解惑,以三本权威史书作对比:
《旧唐书》:“播子式,弟炎、起”;“炎……子铎、镣”;“起……子龟”;“以弟铎在中书”;“龟兄式……”。
《新唐书》:“播……与弟炎、起皆有名”;“起子龟、式”;“炎……子铎、镣……”。同书宰相世系表中又载王式、王镣是王起之子,王铎是王炎之子。
《资治通鉴》:“式,起之子”;“镣,铎之从父兄弟也”。
好了,关于王铎家族的世系关系,我已经为大家做了简单的摘要。我们做个简单的梳理,王铎父辈的长幼次序为:王播>王炎>王起,这一点无冲突。
有争议的地方是王式、王镣,究竟是谁的儿子。
现在国内很多知名搜索引擎上的词条都不够全面,更不够严谨,甚至自相矛盾。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