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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吾必奎叛乱的消息传来，沐天波大惊立刻同巡抚吴兆元巡按吴文瀛商量如何应对，而此时吾必奎已经攻下了大姚发兵定远。
作为云南的三个大佬平日虽互相牵制，但遇到这种事的时反应倒是一致，立即调兵应对，兵力不足便召集各处土司发兵协助，同时上奏朝廷。
而且是各自发了一份，轴心都是吾必奎叛乱但表述自也大不同，原因很简单，云南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或者说但凡有藩王的地方都这样。
云南没有藩王，但是有个沐王府。
以朝廷对藩王的尿性手段，一个世镇云南数百年的家族，他们能掉以轻心么？
不可能！
或许也只有太祖皇帝那会对沐英是真的信任和放心，但之后的皇帝可不那么想了。
云南并非只有沐王府还有巡抚还有三司（都指挥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这是一套完整的政府班子目的就是不让沐王府一家独大，用来牵制和监视之用，对于朝廷来说，地方官的任期尚且有限制，怕的就是在一个地方当官当久了，发展出自己的势力，何况一个镇守云南几百年的家族，如果不加约束，难免尾大不掉，如果不凑巧，出了个想造反的黔国公，那就麻烦大了。所以沐家声望固然很高，权力也不小，但还是要受到多方制约。遇到大事沐家总兵官都要同这些班子大佬共同商议处理，而且在明初到明中期，这些政府班子的大佬非常卖力历史上不少位黔国公，也都受到过云南地方官员的弹劾，比如嘉靖年间的黔国公沐朝弼，就受到云南巡按御史王铮的弹劾，被嘉靖皇帝下诏责骂。到了隆庆年间沐朝弼又被弹劾，这次，朝廷直接命令沐朝弼闲住，权力移交给他儿子沐昌祚，最后沐朝弼被送到南京，幽禁至死。
只是到了后期，朝廷自顾不暇，山高皇帝有心无力管，地方政府很快就和沐家勾结一起了，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撕破脸的。
可这次不同了。
因为局势变了，因为张献忠入川这边局势变了，而千里之外的朝廷那边也变了。虽还无力却变得能打了，谁来打谁，打谁谁残！
东厂崛起快一年了，云南再是山高水远，各种传闻也刮过来了，这让政府班子的那帮人不得不小心起来，往日朝廷无暇管他们或者说有心无力，如今可不同了，勋贵说抓就抓说揍就揍，巡抚算什么，三司官算什么，真治他们，沐家也保不了。
所以，吴兆元们的折子就有些微妙了。
沐天波这天又将吴兆元等人召入国公府议事，因为皇帝的密旨到了，八百里加急，路上不知跑死多少马换了多少人用了整整十天到了，而这个时候沐天波已集合了土司大军准备发兵围剿，同时吾必奎的叛军已破了定远（今牟定县）姚安。
可崇祯的密旨却让他看傻了：撤李大贽军职，同吾必奎谈和，防备沙定洲万不可让其进入昆明！说真的这道密旨不光沐天波傻了眼，吴兆元等人也一脸蒙逼，吾必奎的地盘在昆明西北他从那儿一路往东南方向的昆明打，沐天波等人则聚集昆明南边的一众土司北上迎战，眼下这些土司大多已抵昆明城外备战了，可这时候皇帝却莫名发出求和的旨意，竟然同一个小土司求和，至于么？还有李大贽那么能干的手下为什么要撤掉，那沙定洲又怎么了，他爹沙源可是沐王府的铁杆拥簇者，要防备他什么，而且这货因为路途遥远还没到吧（这里提一下，沙定洲的地盘是南包河口，也就是后世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在昆明之南和越南很近了。
不过几人很快就反应过来了，朝廷有心无力只能以和为贵，北边要防范鞑子，西边还在和闯贼对峙，荆襄那边还在打仗，实在无力于此，又怕这边打起来张献忠趁虚而入，只能委屈求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可若同吾必奎谈和了，岂非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甚至会引起连锁反应让其他土司效仿，那样云南同样会大乱啊。
这让沐天波很是难以抉择，想听取吴兆元几人的意见，只是吴兆元几人也不敢随便乱出主意，毕竟是圣旨啊，若不遵那就是抗旨后果可能很严重，可是若遵旨行事又同样可能引发云南大乱，那时朝廷搞不好又盖了个办事不利的帽子下罪他们。
更重要的是，吴兆元也接到了密旨，让他力促沐天波遵旨行事，不得擅做主张。
其实在来沐王府前，吴兆元是准备奉旨行事的，可来了之后众人剖析之后觉得，若遵旨可能引发更大乱局，看来朝廷事情太多火烧火燎的对这边的决策实在欠考量了，可若此时在上折子过去说明利害，这一来一回只怕吾必奎都打进昆明了。
抗旨是大罪，奉旨要出大事，如何抉择？
难不倒这帮老油条，沐天波决定先打再和，架势摆好了不打一下就和吾必奎谈和实在太失脸面了，朝廷的脸面，沐王府的脸面。
所以先揍他一顿让他知道厉害后再谈和也不迟啊，反正天高皇帝远，那边不可能知道太过详细，即便后来被发现了也可以推脱说是打了之后才接到密旨之类，只要咱们最终给他和了，将局势稳了就行了呗。
